北大红楼主题展览6月29日正式开放，复原展示了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陈独秀工作过的文科学长室等6处旧址，旧址内保留了很多当年的老物件，让展览与旧址有机融合、相得益彰。

  在6月27日召开的北大红楼与中国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爱军介绍，2020年3月以来，北京市统筹规划了北大红楼与中国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31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此次旧址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包括疏解腾退、文保修缮、举办系列展览、旁边的环境整治、精神内涵研究和文艺精品创作等6个方面。以北大红楼为例，疏解与旧址保护利用无关的功能，实现整体面向社会发挥教育作用。同时，编制实施保护修缮方案，适当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使文物旧址焕发时代风采。

  “旧址保护传承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做好文物修缮、建筑维护，也要做好日常管理和运营服务。经过保护修缮，革命旧址恢复了原有历史风貌，硬件设施得到全面巩固提升。怎么样管好用好，是后续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张爱军说。

  张爱军介绍，北大红楼“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主题展是整体工作的重中之重。主题展依托北大红楼文物本体和现有60多个房间的结构布局，将楼内6处历史场景复原（图书馆主任室、文科学长室、第二阅览室、五四筹备室、登录室、大教室）和31处旧址信息纳入展览流线，通过“一室一方案、一厅一专题”的个性化设计，展览亮点频出，成为充分利用革命旧址举办大型主题展的典范。

  在具体内容上，注重凸显李大钊、陈独秀、等重点人物，同时这些内容也构成了展览的亮点。比如，关于李大钊，展出了他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以及壮烈牺牲等珍贵文物资料；关于青年，围绕两次来京，展示了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轨迹。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陈列部副主任刘静介绍，旧址复原陈列，可以说是北大红楼向公众开放展示的最大的亮点。“对观众来说，旧址复原带来的现场感体验与展览的图文识读是不一样的，在红楼这种建筑本体就是文物的场馆，感受旧址复原的真实感更强烈，这也是北大红楼这一类旧址纪念馆或博物馆最大的魅力所在。”

  自2002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立，到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合并，纪念馆在北大红楼的定位上，也是以旧址为主，研究和展示都围绕北大红楼旧址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文物资料，打下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

  刘静介绍，在旧址复原中陈列的家具和摆设，除了必要的复制制作，还尽可能采用纪念馆文物库房里保存的民国家具和用品，使这些深藏在文物库房的物品能够与观众见面，既使北大红楼这座历史建筑提高了利用率，又不影响对这些文物的保护。

  在复原旧址工作中，立足于科学研究，广泛进行调查、采访，查阅大量资料，请专家反复论证，力求使复原旧址真实合理。

  依托北大红楼，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中国早期组织等研究成果体现在历史原址上进行旧址复原工作。以博物馆前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证复原的李大钊办公室、工作的阅览室为基础，参照当年复原时的访谈记录和家具陈设资料，对复原工作进行准确定位。

  同时，准确把握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以符合特定时代的陈设形式，突出人物个性，增强观众视觉上的冲击力。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在营造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中国早期活动场所整体氛围的同时，将旧址复原定格在某一个历史瞬间，增强陈列展示的观赏性。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此工作。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红楼二层左手朝南第一间是“文科学长室”即陈独秀办公室。面积50平方米，分里外两间。在红楼二层对外开放之前，陈独秀办公室只能平移到一层相对应的房间进行展示，“观众在参观时会有疑问，文科学长室为什么会在北大图书馆内？因此能够在原址复原是十分必要的。”刘静说。

  根据史实材料，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在任文科学长期间，陈独秀大刀阔斧地对北大文科进行了改革，包括延聘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一批新思想者来校任教，严明教学纪律、调整系科等。同时，陈独秀还将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将《新青年》与北大文科的改革紧密结合，借助北大这一文化思想阵地，高举“民主”、“科学”大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在陈独秀的努力下，一时间北大民主与自由思想广为传播，进步社团与刊物纷纷创立，从而掀起了一场震古烁今、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

  1918年8月，北大红楼建成后，陈独秀即搬至这里办公。同年11月，他在办公室里召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等，议定创办《每周评论》。12月，《每周评论》在此创刊。

  复原的办公室里，挂上了“文科学长室”的牌子。会议桌、办公桌、茶几、电话、吊灯、挂钟、搪瓷痰盂（上有“北京大学”的字样）、笔架、墨笔、墨盒、台历，在国家文物局机关服务中心红楼管理处移交的《红楼文物贴册》中均有相关照片。

  房间里的稿纸，参见刘半农编撰《初期白话诗稿》一书中收录的陈独秀《丁巳除夕歌》影印稿，稿纸下方印有“陈独秀”字样。陈独秀十分关注新文化运动发展动态及北大政务，办公室书架或桌上放有《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本场景拟复原1918年12月，《每周评论》正在紧张编辑，即将面世的历史瞬间。

  在复原“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办公室时，房间中的扶手椅、衣帽架、盆架、脸盆都参考了复原依据，比如有馆藏《旧北大家具照片》中扶手椅、衣帽架的照片；参见了北京李大钊故居内所陈设的盆架和脸盆。

  此外，复原了李大钊办公室的书柜，根据1964年罗歌整理的原北大老职工李续祖、王锡英、常惠等复原李大钊办公室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当时北大办公室家具是由学校统一配发。

  办公室内的木靠背椅、转椅也有复原依据。1964年，文物研究所为复原李大钊办公室召集旧北大职员对一批旧北大家具进行了审查鉴定，并将鉴定结果整理成图集，即馆藏的《旧北大家具照片》。其中记载：1964年由朱希元摄影，旧北大职员王锡英、金裕洲（1918年北大图书馆书记）、常惠（1918年北大学生）鉴定，认为这种靠背椅是1918年至1926年北大常用的家具；而转椅似1918年至1926年北大用的椅子，上有北京大学的题迹。

  北大校友张友仁、沈克琦、张万仓等老先生，回忆当时办公室里衣帽架样式；并称当时红楼很多办公室都有脸盆和盆架。1940年日伪时期北大一院的库房清单、1946年北大文法学院的清单和1949年的北大总务股的图书馆财产清单，均有以上物品类别的登记。

  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因此被称为“红楼”。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在《红旗》《求是》杂志编辑部工作的杨如鹏在文章中介绍，1916年6月，时任北大校长胡仁源和预科学长徐崇钦向比利时仪品公司（全称为“比利时商办仪品地产放款公司”，创办者为法国人，初在比利时登记注册，对外称比商经营）订立借款合同，贷款20万银元，拟在汉花园新建一座大楼，以作预科学生寄宿舍之用（夏元瑮：《新建筑记》，载《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7日第2版）。计划建房300余间，可容1300人住宿，每人每月拟收宿费2元，用以归还贷款本息。借款之事由教育部提出，国务会议通过，教育部批准，财政部盖印证明，并知照审计院。

  大楼由中法实业公司和仪品公司共同负责建造。前者负责包办人工材料及电灯、卫生设备，后者工程师决定施工细则，而热气管道则由义善实业公司装置。原定1916年10月中旬开工，1917年8月30日完工。但因不久发现工地下方有甚深之古池两处，不能不改地基。仪品公司便修改图纸，少建房屋7间，并改为1917年9月30日造完四分之三，1918年8月31日竣工。

  田丹介绍，目前观众走进红楼能看到的，主要是红楼的历史与人物，考虑到一些观众对红楼建筑本身有兴趣，今年上半年，田丹开始策划“北京大学红楼历史文化展”，这个展览的第一部分，就是红楼建筑。该展览计划今年10月份在北大红楼四层对外展出。

  “红楼历史文化展”将突出展示北大红楼在五四时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校园历史文化，从展现北大红楼建筑本体特色、风格与布局以及所在地周边北大校舍扩充到讲述北大红楼故事，以此多层次、多角度诠释出北大红楼自新文化时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文化精神。

  展览上，观众可以看到很多与红楼建筑相关的实物和资料。比如，红楼的建筑风格非常有特色，当时红楼是外国设计师设计，由中国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中国人顽强地保留了一些中国的建筑元素；展出1964年重新绘制的红楼第一层至第四层平面图图纸。据1918年12月编订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附有的《文科校址全图》可以看出，红楼周围已建起的围墙，门口有号房和校警室。

  北大红楼在1977年大修时的图纸也会亮相，这次修缮的设计及施工，获得1981年-1982年年度文化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2008年国家文物局对红楼再次启动保护维修工程，在这次维修过程中，一批红楼原有的瓦因为年久受损，被仿制的瓦替换下来。作为文物，纪念馆当时挑选了两块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在即将开展的“红楼历史文化展”中，观众可以看到新旧瓦的对比。“仿制的瓦和原有的瓦只是颜色匹配，纹路都不一样了，更别说还有字母缩写。”田丹给记者出示的旧瓦照片中，“M.C.F.T.”的缩写字母清晰可见。

  在策划“红楼历史文化展”的过程中，田丹找过不少专家来考证瓦的来历，有一些专家说，这应该是从海外运到中国的进口瓦。

  同时，田丹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红楼的设计师。最初，她留意到天津大学一个学生写的硕士论文，当时论文中写到了比利时仪品公司在天津的一些老建筑。让她感兴趣的是，论文中提到的每个建筑，都有具体建筑师。“其实从2002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立，我就一直在找，红楼的建筑师到底是谁？梁启超的旧居我也去过，设计师也是有名有姓。那红楼也应该有。”

  这期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天津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田丹在博物馆里，意外看到了与她手中形状相似的瓦。这块瓦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威老师捐赠的。

  张威告诉记者，这块瓦是他们在整修天津“五大院”（早期的英租界）时拆了一栋没有身份的老房子，当时他从工地上挑了这块瓦，正好作为天津近代建筑构建的一个物品捐给了博物馆。

  田丹通过这个学生，又辗转联系到了张威，并带着瓦到天津找张威考证。两块瓦一对比，大小、形状和花纹很相似，就是两块瓦上的文字不同。

  在张威的建议下，她还拿着红楼的瓦，与天津梁启超旧居房顶上的瓦进行比对，北京红楼的这块瓦，与梁启超旧居的瓦，连字母缩写都是一样的。

  张威介绍，其实他们在天津很多老房子的改造过程中，都拆到过类似的瓦，不仅在英租界，还有意租界、日族界和法租界都遇到过。但他捐给天津博物馆的那块瓦，确实是进口的，“我考证过相关资料，瓦上的文字有记录，是法国马赛的一个工厂生产的。”张威还特意查了这个砖瓦厂，其生产的产品当时行销全球，不光卖到了亚洲，还有南美。

  这种瓦设计非常巧妙。张威说，瓦与瓦之间依靠设计的凹槽对接，不需要利用其他辅助粘连材料，铺的时候，上边的瓦突出的部分，正好压住下边瓦的凹槽，依靠瓦自身的重力，就能够压得很严实，瓦上还设计有导流雨水的槽。“我曾经在巴黎看见过这种瓦铺的屋顶，拆起来也非常方便，当时是需要安一个天窗，一两个工人就把这瓦‘咔咔’掰下来了。”

  但这块红楼的瓦，张威认为应该是在中国生产的。为了考证，张威和田丹还找到天津住建委一位专家，他也持相同的意见。近代天津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对建筑材料的需求较大，因此在周边催生了很多专业窑厂，如著名的开滦砖、德胜砖等都是在唐山生产的。天津原来也有很多本地砖窑，其中两个经常被混淆，那就是比国砖窑和义品砖窑。

  “瓦上的4个缩写字母，我们还没有见到明确的文字记载，大家猜测可能是比利时仪品公司的。”张威说。

  既然比利时仪品公司在天津和上海都设有砖瓦厂，北京离天津很近，梁启超旧居是1914年建的，红楼是1916年开始建设，1918年完工，从建设时间来看也是前后脚。“所以他们在建红楼时，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地去国外运瓦过来。”田丹说。

  据了解，比国砖窑的创办人E. Five是比利时人，因此称为比国砖窑。后期由法国教会机构崇德堂接手经营。义品公司由比利时与法国合资创办，也是当时法租界最大的房地产机构。

  义品砖窑在1926年清盘，而比国砖窑一直经营到20世纪40年代，因此义品砖窑存世的建筑材料还是较为罕见的。

  作为研究近现代建筑方面的专家，张威一直对北大红楼颇为关注。红楼在面向公众开放后，张威也去参观了几次。张威介绍，唐山大地震后，北大红楼在启动修缮时，国家文物局当时成立了以罗哲文任组长，傅连兴、崔兆忠等人参加的红楼抢险加固设计小组，这些老专家们都是擅长修古建筑的。但红楼是一个近现代的建筑，其中有很多的材料、做法，及一些建筑结构的设计、受力等，与古建筑还是有一些区别。

  “所以，尽管他们也找了一些现代建筑方面的专家，如工程技术创造性的加固补强方案得到著名结构专家陶逸钟的指导与支持，但整体来说，红楼的修缮还是以修古建筑的专家为主导，这也是近现代建筑修缮的一个探索。”

  翻建红楼东南硬山房(食堂)及西南面的后建房屋，制作安装红楼南院墙外展示橱窗。

  北大红楼综合提升改造工程。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共同完成结构安全评估、本体整修保护、院落环境整改治理和展示提升等工作。